二叔死了,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

作者: admin 来源: 未知 2019-12-02 阅读
  

冬日的周末,东方霞光一/,太阳缓缓升起。我正打算好好睡个懒觉,弥补一周的忙碌疲累,忽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。

  电话里,父亲哑着声音说:“你二叔喝农药了,正在人民医院抢救,你过来一下!”

  我脑子嗡地一声巨响,木然呆立,思绪如万千条蛇爬动,恐惧、无奈感袭来。怎么会这样呢?我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  挂断电话,二叔健硕的身影在我脑海中悠来荡去。没想到,才短暂的几个月时间,他竟选择以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与病痛。

  我急忙乘车赶往县医院。医院里人很多,病人家属来来往往、行色匆匆,也有由亲人搀扶着蹒跚行走或乘坐轮椅的病人,脸上挂着痛楚,或者茫然。走廊里弥漫着浓郁的消毒液气味。

  重症监护室在走廊尽头转角处,那是病人或家属们最忌讳的地方,即便是散步或是进行康复训练的病人,也很少会走到那种地方。越往走廊深处走,越能感到安静幽冷。

  重症监护室门外的等候厅里,零散坐立着几个熟悉的身影,细看,是四叔、五叔、大表姐、二表姐与父亲。父亲双手托头,低埋在两腿间;四叔双手插在裤袋,眼看鞋尖,缓缓踱步;五叔袖着双手,定定站立,眼盯着墙壁;大表姐与二表姐坐在椅子上,侧身扭头,认真看向巨大的玻璃窗。

  窗内是重症监护室,一场生与死的博弈,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。

  我没敢多说话,走过去,巡视一圈,没有发现勇子。勇子是二叔的儿子。我心想,二十年不见,我不一定能认出他。他得知自己父亲病重了吗?他为什么不来?

  表姐们与两位叔叔也小声议论起来。二十年前,二婶带着五岁的勇子离家改嫁,后来曾为勇子的抚养问题找过二叔,但二叔憎恨二婶,懒得承担做父亲的责任与义务。勇子勉强读到初中,二婶再也无力供养他,他便辍学外出打工了。一个既不懂技术、又没有文化的少年,外出谋生何等艰难,可想而知。

  我叹一口气,鼻头发酸,开始憎恨监护室内的二叔。

  2

  透过重症监护室的玻璃窗,我能看见里面的情形。病人鼻孔上连着呼吸机,身上插满各种管道,白色盖被随着呼吸机的助力,正微微起伏,以示病人还活着。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与身形健壮的二叔联系起来。真是自作孽,不可活!但对这个曾经疼爱过自己的叔叔,我又恨不起来,心里只有痛楚与难过。

  表姐们开始不停走动,显得焦急不安。她们的母亲患了脑癌,刚做完手术才几天,还躺在医院里,正需人照料,可眼下她们的二舅又出了这事,她们能不急吗?大表姐是个急性子,鄙夷地斜乜了一眼监护室,小声抱怨:“喝也没喝死,让这么多人都跟着遭罪!”二表姐没吭声,只是透过大玻璃窗,定定望向监护室。

  父亲一直都没说话,长久坐在长椅上,双手托着耷拉的头,貌似头重千斤,不用手托着,就会跌下来摔个粉碎。他难过时,就会长久保持这种姿势。那年,母亲去世,他用双手捧着低垂至膝盖的头,陪着逝去的母亲坐了三天三夜,直至出殡,亲人们将父亲拉开,才发现他已满脸泪水。

  这时,重症监护室的门开了,一位半拉下口罩,身着白色大褂的瘦高个医生走了出来,他的左手还提着一双抢救用的医用手套,可见是刚完成了一轮紧张的抢救。他高举起一张单,朝着门外喊:“刘林星,谁是病人家属?”

  我们几人相互看了一眼,谁都没有说话。医生用奇怪的眼神扫视我们一遍,提高音量,再次喊:“谁是刘林星家属?”依然无人应答。医生不知所措了,站着不动,似在等人帮他来解围。四叔忍不住说:“他家属没来,我们都是他亲戚!”医生带着疑惑的眼神,再次扫视我们一遍,大声吩咐:“赶紧给病人家属打电话,让他们快来!”

  这时,五叔开腔了:“病人离婚多年,只有一个儿子,也没管过,一直没有联系。”医生愣了一下:“尽快想办法联系他儿子吧!病人刚刚清醒,但仍未脱离危险,随时可能会昏迷,需要人签个字。”四叔无奈回答:“联系不到他儿子,我们也没办法呀!”

  医生不再坚持,对我们说:“那你们当中谁来签字?”

  刚略活跃一点的气氛又凝固了。大家沉默起来,都如雕像般巍然不动。

  医生扬了扬文件,着急地说:“总得有人签字吧!不签字,怎么行呢?”

  其他人还是站着没动。我凑近医生,想看看他手上纸单的内容,刚赶来的老公连忙将我拉到一旁,小声教训我:“几位长辈都没说签,你操什么心?”于是我也低下头,远远站到一边。此刻,气氛特别压抑。

  医生似乎看出大家的心事,安慰说:“我只需要你们签名,向医院证明我们的抢救工作就行了,放心,不会找你们收钱的!”

  这时,众人终于恢复了活力,也有了声音。我父亲年龄最大,于是被大家推上前,在众目睽睽之下,拿笔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姓名。医生拿了签好的单,转身回去,重症监护室的门又重新关上了。

  3

  二叔与父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弟,五十多岁,早年与二婶因感情不合分开后,一直单身。实际上,二叔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乳名勇子,一直随二婶生活。二儿子一岁多时,在夫妻俩的一次争吵后,被二叔送人了。至于送去了哪里,二婶也不知道。为此,她失魂落魄了很久,流了很多泪,却毫无办法。在积攒了足够多的失望后,二婶带着勇子离开了家。那年,勇子才五岁,已经见证了家庭的分崩离析与生活的磨难。

  二叔在邻镇找到二婶时,是第二年春天,她已经带着勇子嫁给别人,再次怀孕了。之前,二叔夫妻俩并未办理结婚证,此时便无从追责,二叔只好无奈独自回家。妻子与别人结婚了,他更加意志消沉,把房卖了,整天吃喝玩乐,找女人,打牌赌钱,居无定所,我们平时很难看到他。只有过年的时候,他才会回到我父母和几位叔叔家里,轮番蹭吃蹭喝个十天半月,再借上一袋米或几百元钱离开。下次再来,也不提及偿还之事。

  母亲为此没少埋怨过父亲,可父亲也没办法,都是从小吃苦受难一起长大的兄弟,又没了家,四处漂泊,心里难免疼惜。再说,农家人日子稍好过些了,也不缺吃少喝,多一人吃喝又有什么关系呢?至于那几百元钱,二叔没钱,逼着讨要,也无济于事,那样只会抹杀兄弟间的感情。因此,后来每年春节,二叔来我家,母亲不仅不再抱怨,反而好酒好菜款待他。毕竟,他除了几位兄弟家,也无处可去。

  勇子跟随二婶与继父生活,家里还有另一个孩子,日子过得也紧巴巴。等到勇子上小学时,二婶便领着他来找二叔讨要生活费与学费。可那时,二叔刚打牌输了钱,又失业,哪里有钱?这对怨偶大吵一架,闹得不欢而散。此后,二婶和勇子再也没来找过二叔,也与我们这边的亲戚断了联系。转眼过去了二十年,据说勇子在外打工谋生,也没挣到什么钱。

  后来,二叔被诊断出患了肠癌。医生说他的肠癌还没到晚期,只需几万块钱做手术、化疗,治愈的机率还算大。他又找几位兄弟借钱,可大家经济都不宽裕,再加他经常撒谎借钱,没有人相信他。

  那时二叔早已不上班了,手头钱也不多,为了节省费用,他在医院附近租了间最便宜的地下室。疼得难受时,就去医院打针吃药,平时,就在地下室等待死亡来临。

  我们听闻后,也曾去看过他,但也没办法,毕竟谁家也没有多余的钱,去救助一位心灵靡烂到无药可救之人。亲戚们只能凑足几千元,给他当生活费。

  二叔不甘心,想到早已外出打工的勇子,便托人给二婶捎口信,告诉她自己的病情。没几天,勇子听到消息,果然来看他了。面对患了重病的父亲,勇子也无能为力,低头嗫嚅说,自己并没挣到钱。就这样,父子俩尴尬地静坐/刻后,勇子便离开了。

  失去了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,二叔彻底绝望了,在花光亲戚们给的所有钱后,他喝下一瓶剧毒农药。不知在喝农药前,他有没有反悔过自己昔日的浑浑噩噩?

  他倒下后,被前来收租的房东撞见,房东立即报了警,也打了急救电话。就这样,奄奄一息的二叔连夜被人送到医院抢救。

  4

  重症室的门依然紧闭,大家忧心忡忡,小声商议着到底该怎么办。得抢救多少日,才能脱离生命危险?这一天一夜的抢救费用已是不菲,再救下去,高额的救治费,谁来买单?何况,即便救过来,后期的康复治疗与照料又是一大难题。

  众人商议的结果是,不能再救下去了,再救,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负担。可是如果不救,病人会不会在阴间责怪我们呢?一时间,大家又拿不定主意了。

  正议论着,重症监护室的门再次打开,还是先前那位瘦高个的医生,他问我们:“人刚清醒了一点,你们是否要进去看看?”几个人你看我,我看你,都没进去。隔着门,我看到二叔的身上连着各种管道,他无法抬头看我们。

  重症监护室的门再次关上,大约过了半个钟头左右,又一位医生拿着纸单走出来,冲我们问,家属呢?家属来没有?我们再次答,家属没来,联系不上,不会来了。医生皱着眉说:“病人还很危险,现在需要你们签个字,是继续治疗,还是放弃抢救?”见没人说话,他以为大家担心的是病人生命,随即补充上一句:“如果继续抢救,还是很有希望的。”

  我们凑在一起嘀咕一阵,还是钱的问题。毕竟,继续抢救,就更要花钱了,这天文数字的钱,谁能承受呢?

  大家商议的结果是放弃治疗。医生说:“好,你们决定放弃,谁签个字吧?”

  没人上前。每个人都明白,现在签字意味着放弃二叔的生命,谁也不愿意做那个刽子手。

  医生不停焦急催促,一直默默未发一言的父亲,犹犹豫豫,毫无底气地说了一句:“还是继续抢救吧!”此言一出,其他人立刻愤然。大表姐面色通红,说:“您要救,这些费用就归您出,我们不管了!”随即拉了我与二表姐就要走。四叔、五叔也跟着迈开脚步朝外走。父亲立刻泄气,再次低下了头。

  医生似乎从大家的言谈举止中,观察到谁是做决定的人,将文件拿到父亲面前。在众人的目光紧逼下,父亲用颤抖的手,艰难地签下了“同意放弃治疗”几个字。签完字,他捧着脸,将头埋在两腿间更深了。有泪水点点,滴落到地板上。

  医生再次进去前,说:“你们进去看一眼,和病人道个别吧!”四叔五叔顺从地进去,随即很快出来了。他们小声对我们说:“不敢看,他眼里全是泪水。”众人沉默,医生告诉我们:“你们再等一刻钟,很快就好了。”

  大表姐拉着我和二表姐快步朝外走去,我老公、四叔、五叔与父亲紧随其后快速离开。此刻的我们,如同一支吃了败仗溃不成军的队伍,逃到楼下的一/空地,才停下来,围成一圈,面对面站立。父亲紧绷着脸,眼睛红红的,四叔、五叔也红了眼眶。没有人说话。

  时间真难捱,一刻钟宛如一个世纪那般漫长,四叔不停地看表,五叔不安地走来走去,父亲站着没动,他眼神茫然,看向远处。忽然,父亲的电话铃声响了,果然是医院打来的,说,病人走了,可以过去办理后事了。

  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。四叔忙着打电话联系其他亲戚做准备工作,五叔开始联系殡仪馆。两位表姐同我们夫妻俩商量着,还得去买个骨灰盒,请个道士超度……一切忙碌而有序,先前压抑不安与紧张悲伤的气氛荡然无存。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,人死后的安葬问题比生前的签字问题简单多了。

  很快,二叔的遗体就装进了小小的骨灰盒。我们一行人,带着骨灰盒里的二叔,乘车向老家出发了。午后阳光暖暖的,此时,众人脸上不再有伤痛。

  二叔长眠于老家一座杂草丛生的公墓里,风吹动杂草,会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从始至终,勇子都没有出现。